“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” ——新闻学家戈公振的治学之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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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人小传

戈公振(1890—1935年):名绍发,字春霆,江苏东台人。民国时期著名报人、新闻学家、中国新闻史学开拓者。著有《中国报学史》《新闻学》等。


戈公振一生奉献新闻事业,曾先后在《东台日报》《时报》《申报》工作,任校对、助理编辑、编辑、总编辑等职;在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教授新闻课程。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评价其为“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”。

苦学为乐,不慕近功

任职《时报》期间,戈公振回故里探亲,送给侄儿戈宝权一盒积木,盒盖内用工整的小楷写着:“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,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。”这不仅是戈公振对侄儿的勉励,也是其一生坚守的治学信条。

戈公振出生于“书香门第”,自幼聪敏好学,对读过的书,皆能做到默诵。从6岁起,先后就读于家塾、学塾和多所学校,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23岁时,碍于经济情况,他将读书机会让给哥哥,只身前往上海闯荡,经引荐进入有正书局图画部做学徒,开启“自学”之路。在书局工作期间,他白天上班,夜间读书,不曾一刻放弃过学习。进入《时报》工作后,他亦常到青年会补习英文。其同事朱应鹏回忆说:“在他的抽斗中,时常可以看见面包和糖果之类,以为他爱吃这些东西,实则他竟是用以代饭的。他自恨对于外国文字的不足,在工作之余,每天必须补习英文几小时,他这种精勤刻励的精神,真正可以佩服的。”之后,戈公振赴欧美、日本、苏联等地参观访问各国新闻业时,又自学了法语、德语、日语、俄语等,都能达到可交流的程度。

戈公振勤恳刻苦不仅在求学,更贯穿于治学。为了写作《中国报学史》,他不仅常驻于徐家汇的图书馆和藏书楼查阅文献,还广泛求教于蒋光慈等专家学者,并力图“访求旧报”以考证细节。据其侄戈宝权回忆:“我记得在他的书房(同时也是他的卧室)里,有四个高大的书架,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。”他治学“求真”,在《中国报学史》出版后仍继续从事修订工作。无论何时何地,皆随身携带一本“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”的书稿,即时勘误、补充新材料。如访英期间,他看到“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种”后,即写《英京读书记》以作为“外报”部分的补正。戈公振在《申报》资料部工作期间,文卷繁杂且不受重视,他却自得其乐,“有功无功在人,肯劳不肯劳在我,只要我肯劳,就不管有功无功了”。话语间尽显其苦学为乐、不慕近功之精神。

长于思考,敢于拓荒

自1916年正式踏足新闻业,戈公振驻足其间二十载,不仅作为一名全能型新闻工作者,更是一位优秀学者。

一方面,戈公振开创性将欧美“新闻学”译作“报学”,并确立了“报学史”研究是一门学问。其所著《中国报学史》全面而系统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,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另一方面,锚定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式。对于何为报学史,戈公振提出:“所谓报学史者,乃用历史的眼光,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,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。”明确了报学史的研究路径、研究对象与考察范围。

戈公振还将治史传统与新闻学相结合,“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”,考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,为后世研究者打下基础。成书后的《中国报学史》,附载图片达150余幅,既有“殷之刻骨”“周之刻金”,也有《宫门钞》《京报》等材料。戈公振还借外文著作广泛了解世界新闻业与新闻学研究,该书《报纸之定义》一节,字数不过万字却参考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书目10余种,前瞻性地为“中国的问题”提供了“世界眼光”。

此外,戈公振任职于报社期间,不仅从事采编等业务工作,还在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讲授报学史课程、组织报学社和讲习班,更专门赴欧美、日本各国实地考察新闻业,力求将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、教学相结合,以互相促进。

为报国而治学

戈公振生活的时代,可谓近代中国史上的“多事之秋”,社会动荡与矛盾林立。在这样的时局下,“为报国而治学”无疑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。戈公振的治学思想与实践也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。

在多年新闻实践中,戈公振意识到当时我国新闻界人才短缺、职业意识淡薄,急需开展研究工作以规范新闻业。在其第一本译著《新闻学撮要》中,他就将“治书”与我国新闻界之良性发展相连。他认为新闻学与社会各学问都有关联,记者当把事实与学问、读书与做事结合起来,不可偏废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万一多少有贡献于中国新闻界,那就是编者的莫大希望。”

《中国报学史》则进一步揭露了外报侵华活动,谴责了封建军阀对报业的压制政策,赞扬了一批革命进步报刊,鲜明展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立场。如对于一些反动的在华外报,他揭露其“为侵略鼓噪”的本质:“及经几度战事,窘象毕露,言论乃肆无忌惮。挑衅饰非,淆乱听闻,无恶不作矣。”对于日办报纸的罪行,他更是直言:“斯可忍,孰不可忍!附述于此,以当国人棒喝。”他对民国以来报纸革命精神衰退、耽溺商娱的状况深感忧虑,称报纸“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”。他还将报纸视作“人类维持生命之血”,主张报纸应代表民意;报人则应“对于公众及国家负责任”,讲求国家利益和团体意识高于个人利益。在《中国报学史》的自序中,戈公振更是直言其治书之目的:“念光复之艰难,懔栋析榱崩之惧,操笔前驱,吾报界实责无旁贷。”寥寥数句,其爱国报国之心,可见一斑。

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后,戈公振的思想进一步转变,他不仅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,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。无论是任职中国著作家抗日会、筹备抗日舆论报刊还是赴东北、苏联考察,戈公振始终秉持“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,从自己奋斗起”的爱国信念。1935年,他应邹韬奋之邀回国筹办《生活日报》,因旅途劳顿和疾病缠身,于该年11月不治身亡。弥留之际,戈公振说道:“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,但是国事垂危至此,我是中国人,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。”“我是中国人”这五个字也成为戈公振去世前的最终回响。

诚如方汉奇所言:“他只活了45年,他的一生是短暂的,但却是光辉夺目十分辉煌的。”踏足新闻事业的二十载间,戈公振集名记者、学者于一身,其勤学不辍、严谨求真、一心报国的治学态度也留给后世启迪。

责任编辑:孟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