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想的力量在于引领时代

思想具有强大伟力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,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,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。马克思主义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体系,具有兴党强国伟力,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的引领。新时代新征程,更加彰显马克思主义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伟力。

面对“马克思主义行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”的主线,直面“领悟思想的力量”的主题,人们不禁要问: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呈现出强大伟力?总结人类进步、世界历史、时代发展、人民实践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,我们可以从历史、人民、实践、国家和政党“五维框架”来理解和把握。韩庆祥教授在新著《领悟思想的力量》中作了回答。一是从历史维度,这种思想能把握历史规律,站在历史正确一边,掌握历史主动,推动历史发展,因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,是“对”的思想,能呈现出真理的力量。二是从人民维度,这种思想能把握人民愿望,维护人民利益,站稳人民立场,掌握人民群众(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),造福人民群众,因而是一种为人民立言的人民的思想,是“好”的思想,能呈现出道义的力量。三是从实践维度,这种思想源于实践创造,立足实践基础,经过实践检验,注重自我完善,引领实践发展,因而是一种注重创新且行动着的思想,是“活”的思想,能呈现出实践的力量。四是从国家维度,这种思想能反映时代呼声,站在时代进步一边,解决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问题,满足国家发展需要,因而是一种先进的思想,是“兴”的思想,能呈现出推动的力量。五是从政党维度,这种思想能体现“两个结合”,创立思想的主体具有人格魅力和积极影响,能走向人性深处,叩击人们心灵,能成为引领权力和资本的思想武器、行动指南,成为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,因而是一种为人们所喜爱、所认同的正确思想,是“行”的思想,能呈现出引领的力量。就中国而言,这种思想能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,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,为人类谋进步、为世界谋大同,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、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。

科学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伟力,从根本上在于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、时代发展趋势、实践发展要求、人民美好愿望的正确反映,反过来它又指引历史、时代和实践的发展。古代,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。近代,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。由此兴起了“欧洲中心主义”,随后进一步拓展为西方中心论。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及其思潮,西方中心论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马克思的伟大之处,就在于他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,不断进行自我批判、自我超越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,不断推进理论创新,所以晚年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,开始从思想意识上强调并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、尤其是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。

如果说,马克思、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话,列宁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。这种现实,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,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。需关注的是,俄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。所以,列宁晚期从理论和实践上集中思考的根本问题就是: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。这种思考形成了思想,其聚焦点和根本点,一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上改变了;二是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,这是不可避免的,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。显然,是列宁开启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,开始走出了“使农村从属于城市,使未开化、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,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,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”的框架。要言之,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真正发端于列宁,它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“走自己的路”提供了实践样本。

现代化运动是西方开启的,它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,也对中国产生强烈冲击,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,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。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。中国共产党诞生后,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、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、选择正确中国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等三个方面,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。之后,我们党确定了“走自己的路”,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“自主性成长”;改革开放以后,我们党赋予“走自己的路”以时代内涵,从“走自己的路”中开创出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”,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“内涵式成长”;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世界历史这种大历史观、大历史场景中进行思考,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和竞跑中,又走出了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”,进一步彰显了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”的世界历史意义,进一步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“世界性成长”;之后,我们党又进一步从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”中成功推进和拓展出“中国式现代化”,赋予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”以更为宽广、更为深远的意义,进而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“理论性成长”。概言之,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生成,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由“世界失我”到“世界有我”再走向“世界向我”的历史演进逻辑,使新时代的中国走出了“东方从属于西方”的框架,破解了“古今中西之争”,确立并巩固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、思想主体性,也使我们真正明确一个道理哲理:一切道路、理论、制度、文化之争,归根到底是某种思想“主体性”之争。

(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)

责任编辑:孟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