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始末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。记者 安涛 摄

1934年11月16日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，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，高举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旗帜，由湖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，奉命开始长征。

转移前，红二十五军撤销师级建制，直辖4个团，程子华任军长，吴焕先任政治委员，徐海东任副军长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。他们越过平汉铁路一路向西，进入伏牛山区，于12月10日来到陕西商洛，在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的第18次常委会上决定：一、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二、将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，省委成员不变。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成立

山阳县袁家沟口村青年农民阮英臣、程家盛等人，为了反抗官府和地主豪绅压迫剥削，组织当地贫苦百姓成立了“大刀会”。当红二十五军连克镇安、柞水两座县城的消息传到山阳后，阮英臣十分兴奋，立即派会员前去联系，邀请红军进驻袁家沟口村。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2月11日进驻山阳县袁家沟口村，“袁家沟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，该地区有农民领袖阮英臣”（徐海东语），遂于2月15日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区委，同时成立以阮英臣为师长的第四路游击师，副军长徐海东亲自授旗，政委吴焕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区委成立后，深入发动群众，持续扩大武装，组建基层政权，先后成立了16个乡苏维埃政府。同时，在蓝田的葛牌和镇安、五星（今柞水红岩寺）成立了县、乡苏维埃政府。

为了统一领导，1935年4月中旬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，下辖镇安、五星2个县13个区74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权及陕南抗捐第一军和境内的6路游击师，辖区人口8万人，程家盛任政府主席，阮英豪任副主席，办公地点设在袁家沟口街道清末商人留下的“逢源和”商号。

边区政府的成立，为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陕提供了有力支援，以程家盛为首的政府工作人员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为红军救护伤员，转运物资，传递情报，采购日常用品。正是有了根据地人民和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持，红二十五军才取得了歼灭陕警备第一旅，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的袁家沟伏击战的胜利。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。记者 安涛 摄

袁家沟伏击战

1935年4月20日，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40军，第44师、95师，东北军第67军和陕军第38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，对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“围剿”。

5月上旬，敌第67军和95师自洛南县及其以东地区向南进攻。第44师自湖北郧西县上津一带向北进攻。第40军，38军4个团，陕警一旅、警二旅和特一旅等部，布防于安康、镇安、柞水、蓝田一线，从四面围追堵截，形成对红二十五军分进合击的包围圈，企图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。

红二十五军发现敌人的行动后，立即结束在龙驹寨的战备整训，于5月下旬南下至郧西。经中共鄂豫陕省委研究决定，这次反“围剿”行动采取“诱敌深入，先疲后打”的作战方针，以运动战的战术，使敌兵力分散、体力疲劳后，再选适当地点歼其一两个师（旅），以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计划。

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作战方案和计划，于6月上旬由郧西县二天门出发，北上商县（今商洛市商州区），继而插到敌67军侧后。这一出敌意外的行动，打乱了敌人原来的部署，使原本向东南进攻的敌人又掉头向北。红军这时发现敌主力比较集中，不便寻机歼敌，随即又掉头向东南，继续在外线活动，以便调动、分散和疲惫敌人。

6月中旬，红二十五军接连包围商南县城，打下富水关，进占青山街，于16日袭占敌44师后方所在地荆紫关。敌67军、44师和陕警一旅等均向荆紫关蜂拥奔来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。

6月17日，红二十五军由荆紫关出发，避开敌67军和44师的堵击，连日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急速西进。敌67军、44师和陕警一旅立即调头尾追，敌38军、40军一部已进到漫川关、上津一线截击。22日，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法官镇姚家湾击退敌40军一部的阻拦后，转向西北，于25日回到根据地黑山街。此时追堵之敌大部分被远远甩在后面，唯独陕警一旅紧随其后。

红二十五军到黑山街以后，决定以伏击战消灭先到之敌，初步选定山阳小河口地区为战场，并提出“哪一股敌人先到，就坚决消灭哪一股”。

6月29日，陕警一旅追到黑山街。为诱敌深入，红二十五军稍与之接触后，即向小河口撤退，经实地勘察发现小河口地形比较开阔，不便伏击，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。红二十五军发现袁家沟是设伏最佳地点，整条沟有5公里深，像一条长长的口袋摆在万山丛中，沟的两侧山高林密，便于部队隐蔽，利于伏击，加之当地是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，群众基础好，当即确定以这里为战场。

30日，陕警一旅追到小河口，红二十五军为诱敌进入预设战场，向西北红岩寺转移。7月1日，陕警一旅进入袁家沟时，红二十五军连夜返回袁家沟地区设伏。军部立即命令223团占领袁家沟北面高地，225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西南的东沟、李家沟南侧高地，另一个营占领桃园沟及其以东地区，第三、第四游击师在袁家沟以南高地控制沟口，断敌后路，并担任战场警戒。

7月2日拂晓，所有参战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后，在晨雾弥漫中突然发现敌人正在袁家沟口村村西集合，先头部队已向西进发。军领导当机立断，适时发出攻击命令。红军向敌密集队形突然开火，猛烈射击。223团从北面猛冲下去，敌遭此突然打击，乱作一团，敌一部占领村庄抵抗，企图掩护主力组织反扑。在223团奋勇打击下，敌一部被歼，其余之敌仓皇向西南山上逃窜，又遇225团迎头痛击。敌人在223团和225团前后夹击中，大部被歼。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东南方向突围，又遇红225团的一个营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。该残部占据了一小山寨顽抗，经红军多次猛攻，到午后，终于歼灭敌人并俘获唐嗣桐。

袁家沟一仗，毙伤敌300人，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，缴获各类枪支1600余支。袁家沟伏击战是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，也是红二十五军战史上一次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。

红二十五军无愧于一支英雄部队，是红军长征中唯一增员的队伍，有着“百将之师”美誉。它吸引敌人30多个团的兵力，积极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。同时，红二十五军也是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，同当地的红二十六军、红二十七军会师，合编为红十五军团，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。

袁家沟伏击战遗址。记者 安涛 摄

访谈与点评

苏区军民的鱼水深情——访山阳县委党史办主任李刚

记者：请问山阳县人民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作了哪些贡献？

李刚：1935年2月，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，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村组建了中共山阳西区委员会。当地人民在西区区委的领导下，为红军搞运输、抬担架，养护伤员，隐藏武器弹药，全力以赴，万死不辞。

在鄂豫陕根据地时期，山阳县直接参加红军的有500多人，参加游击师2400多人，参加赤卫队500多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，安葬异乡，至今不为人们所知。

记者：这其中有哪些故事让人至今难忘？

李刚：张智仁一家是支援红军的典型。张智仁是山阳县小河口镇瓦沟村村民，除了种庄稼外，还在路口办了个茅舍小店，既卖饭又住客。虽然他精明能干，勤劳经营，但经常有官兵地保来敲诈勒索，收入甚少，日子越过越恓惶。

1935年2月，红二十五军来到小河口镇袁家沟口村。红军派干部在瓦沟村一带做发动群众工作，让张智仁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。他积极协助红军工作，动员青年参加红军，并送二儿子参加了红军。

张智仁为人正直，热心为穷苦农民办事，深受群众信赖。成立苏维埃政府时，他被推选为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委员、瓦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。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，张智仁和3个儿子先后为革命捐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小河口镇建起了张智仁烈士展览馆，他们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。

记者：在长征中有不少受伤的红军，苏区人民是如何保护他们的？

李刚：1935年4月，以作战勇敢、行动敏捷而闻名全军的“猴子营长”——红二十五军223团1营营长李学先，在柞水县九间房战斗中受重伤，左大腿被机枪扫射断裂，随军躺在担架上一个多月。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，李学先被转移到山阳县袁家沟口村，在村民宋清莲家中隐藏治疗，后转移到后山山洞中，由宋清莲的小女儿张秀英为他送饭送药。为了李学先的安全，之后他又被转移到与张家有亲戚关系的朱丰元家，朱丰元一家认真护理李学先。4个月后，李学先的伤完全康复后归队。

1997年，从工作岗位上离休的李学先回到山阳县探访张秀英一家。了解到张秀英还住的是石板房时，李学先当即拿出1万元给张秀英家修建房屋。他还让当地干部落实10名贫困学生由他赞助上学，并为庙沟小学捐助2万元修建学校，以此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。

红色档案

1935年4月中旬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村成立。程家盛任主席，阮英豪任副主席，许祖德等9人任政府委员。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供给部、保卫处、法庭等，办公地址设在袁家沟口街道“逢源和”商号内。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，在中共鄂陕特委的直接领导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的支持下，做了大量有益的革命工作。他们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，仅在袁家沟口区、红岩寺区，就动员5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；对军属实行优待，发给优待金，动员群众给军属砍柴、帮工种地等；领导县、区、乡苏维埃政府认真执行土地纲领；为红军筹集军费和粮食、布匹等物资，动员群众做军鞋、加工军衣；领导赤卫队保卫红色政权，配合红军和游击师作战。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组织，领导当地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对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、红军战史及长征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（记者 霍海澎 整理）